Sunday, August 26, 2007

曾庆豹 :哀悼:关于伟人(大)的种种传言(幽灵)——林连玉的微言大义

哀悼:关于伟人(大)的种种传言(幽灵)——林连玉的微言大义
曾庆豹


(民权委员会按:本文出处不明,本电子档稿件乃多年前键入,现未能寻得原稿校对,请勿据此引用)


引言


关于“伟人”,我们可以纪念、悼念、追忆、评价、挖掘、歌颂、批判……他的一切;我们对待“伟人”的方式,经常是在选择性的记忆和选择性的遗忘中进行。我们总是想起某个“伟人” 比想起一个“事件”来得容易,好像没有“伟人”就没有记忆似的,然而,历史上似乎存在著对“事件”的纪念,不管它是光荣的或者失败的,像法国大革命的“运动”、共产主义的“起义”、六四天安门的“流血”、烈火莫熄的“团结与愤怒”……等等。


对林连玉先生,我做过对他的评价:〈悼念林连玉逝世十周年〉、〈我不分享这个时代的价值:纪念殷海光和林连玉〉。


我常在想:如果没有林连玉,还有华教“运动”吗?华教“运动”只有林连玉吗?


“哀悼”(mourning)在法文中可以被理解为损害、指责、偏见、不公或者伤害,但它也可以当作控诉、愤慨或对惩罚或复仇的要求。在英文,这个字虽然主要地包含痛苦与哀悼的意义,但在委屈(grievance)一字中同样地表达了抱怨、不公、冲突,必须纠正的错误及必须被制裁的暴力等的主旨。


哀悼的策略是:籍由对林连玉的“伤心”,提出对政治的“抱怨”;籍由对林连玉先生的“难过”,提出对教育的“控诉”;籍由对林连玉先生的“悲情”,提出对当今华教错误处境的“纠正”。


哀悼,是把一种许诺从记忆中唤醒,铜刻在想象中的未来。思想必须逾越自身的大限,对未来作出回应,作出承诺。正由于通过哀悼,顺理成章地“继承”林连玉的华教精神,使华教不断地纠缠于疾弱的民主政治与自由思想的“招魂”中。


我们今天以林连玉先生忌日作为悼念“伟人”的日子,是否有一天,我们聚集在此,却是哀悼“华教”,追念它的过(逝)去,没有人可以保证“华教”永远存在,华教“运动”运动至今,当这个运动不再“运动”,当一个一个“伟人”相继也成为了我们悼念的对象,一种关于“悼念”华教的流言将渐渐传播开来……。什么时候作为“运动”的华教不再有“运动”只有着“存在”,什么时候不再有“伟人”,那不正是我们开始悼念它的时候吗?


一、
多年前,我写一片极富争议的文章,题为〈华教运动,动与不动〉(21/4/1996,南洋),结果意外的被董教总领导层以“冷处理”的方式给消音了,今天重读旧作,我发现这篇文章还算得上自己多年来进行社会评论中最满意的文章,这篇文章应该让它重现江湖,它是一篇对华教做出中肯评论的文章。


今天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谈论“华教”,在这样一个许多东西都不能谈论的社会里,在“华教的伟人”的论坛上谈论起“伟人的华教”不知可否?


这次我要问:当“民族”不再成为华教的问题,“运动”是否还有必要?
华教是否是一种“民族”事业?如果是,其后果会如何?


华教是否还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真的存在吗?


华教错失了推进现代教育的时机?华教有改革的决心吗?


华教,成也“民族”,败也“民族”。


我们来解读林老一篇于《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同时的一篇讲稿说起(p.440):


想像一种(民族)共同体,想像作为华教存在理有的(民族)共同体。


把“华教”和“华族”华的划等号,本质上即是一种自清朝以降的“民族主义论述”的延伸,这种延伸必然要面对一种后果,那就是一旦民族不再作为“主义”可以被动员或煽动,那也就意味著,华教就失去了“灵魂”,变成是纯粹“躯体”,如果有遭一日连躯体的作用也失去了,华教就不过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论述中的“体用论”,这所谓的“体”不失指别的,当然更不是儒生们吹嘘的“本体”,而是“躯体”而已,因为华教的变质不在于她是否采用“母语”教学,而在于我们像打著“救中国”的义和团那样,只要“有用”就行,这正是我们这群自小受华文教育的人最常听到的一句话:“用母语教学是最有效的”。这种接合了“民族”的“主义”论述,和“工具取向”的“互为体用论”,其结果必然造就成一种“精神错乱”(民族主义和有用工具如何划上等号)的华教子弟。


华教深受民族主义之害,又将自己陷于民族主义的泥泞中。


二、
“华教”的另外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在于对“政治”的虚伪态度上,到底“华教”是一场“政治斗争”,还是“意志斗争”,政治斗争从未消失,但是,为了减少华社的政治张力,“华教”的意识形态论述反而是掩盖政治现实,以“意志”作为斗争,我们对抗“汉奸”比对抗“外敌”更积极。


在一次接受港大经济系讲师访问时,林先生被质疑阻碍了马来亚建国工作,林先生答之:“马来亚建国的先决条件应该是政治,基本条件就是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待遇。”(p.234)


政治即是“敌友之分”,虽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一旦我们决定它是政治,就得要分个清楚,华教搞不清敌人是谁,不能说是不懂政治,不如说是搞不清楚谁是朋友。到底谁和谁在一起,谁和谁在斗争?


三、
华教”错失了走向现代教育(新思潮)的道路,而且,“华教”一旦与“民族”的“主义”联结,其结果将造就一种“专制而教条”的教育,一种有碍“民主”进展的“父权”思想, 华教扮演了巩固起统治它的那套意识形态,华教人士可能认马哈迪为父的比认林老的更多,这种结果又间接造成迟迟未见华教接班人,“华教四大天王”谢谢收看以后呢?“伟人”,你是否想到未来,尽管你已无缘亲眼看见未来?华教如何面对“只知有马哈迪,不知有林连玉”的这一代?


民族焦虑症使华教变得老气沉沉,华教好像无视于华教存在般,华教有没有改革的议程?华教有没有“年轻化”的议程?“伟人”除了享受他的道德光芒,何不把棒子交出?当华教提早“悼念”年轻的领袖时(看著一代一代年轻人在华教中逝世),为华教树起“墓碑”的日子也不远了。


四、
我曾倡议几种“纪念林老”的五种方式:传记、华教史教科书、华教图片集、制作录影、口述历史。


最后,我以林先生在《第一届华文教育节宣言》的一句话结束:“我们要敬告所有马来亚的华族同胞,身为华人不懂华文是可耻辱、可悲哀的一回事。”(21/11/1955,p.185)。这是一句十足民族的“主义”论述,如果身为华人并不觉得不懂华文是可耻、可悲,华文教育还剩下什么?我认为:只剩下一张脸皮。差别在于厚或薄而已。


林连玉这个华教的“幽灵”(或“鬼魂”,specter, ghost)是活着,也是死着;面对幽灵,即面对一种召唤、唤起对正义的思考,唤起责任。这个幽灵即是也不是民族主义的、父权的、霸权的,哀悼是不应仅是重返,而且还是一种走出:摆脱幽灵。


华教运动应该思考,走出民族主义、走出林连玉的幽灵,走一条“新纪元”的大路,敬告各位:华教是应该(思想性)交棒了,从民族主义和伟人的幽灵走出来,一个真正属于“未来”(尚未not-yet, 将临to come)的华教。


~完~

曾庆豹: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
曾庆豹


(本文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
(民权委员会按:本电子档稿件乃多年前键入,现未能寻得原稿校对,请勿据此引用)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独中文凭不受到政府承认也无所谓,反正在外国的一些相关大学都承认了,又何必在乎国内承不承认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心理反应,是董、教总长期宣导的结果,因为华教斗争的正当性是取得了外国承认的辉煌成果,恰好,这种成果在过分吹嘘和歌颂的情况下却促成了“反效果”,即本国政府不承认独中文凭变得“合理”了。


这个讯息如果放在今天国内的华教气氛上来看,董、教总的努力仍然是零,在争取国内获得相对应有的对待方面仍然是交白卷的。如果还制造出了把政府不承认独中文凭也是合理的“反效果”,就“本质上”讲,董、教总反而有帮倒忙的嫌疑。


(一)
去年大选期间,董总给华教作了一次漂白的作用,宣称一种带有明显政治立场的所谓“中立”。接着12月争取关于《新教育法令》,又想摇身把“中立”的姿态放下,积极争取应有的权利。这种情况充分显示董、教总这部机器的领导层不存在着严格的思想理念,在应变能力上更暴露出其摇摆不定的疲态。


《新教育法令》的通过已是事实,董、教总时候补交作业,搞了所谓的“华教工作研讨会”,看来,那只能算作是“补救大会”加上“心理辅导大会”,把“华教运动”质变作“华教工作”,即本质上的意识形态被挖空了,剩下的就是因应的技术性反应。所以,华教运动的两个工作单位是越来越像一步官僚科层的体系,操作它的都是种种技术专家,与“与运动”本身无关。
“双重的边缘化”


我想在此指出一个事实:华教是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况中,过去是在国家主流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化”,而今是在华社主流言说(major discourse)的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换言之,即“双重边缘化”。

我们可以从几种权力关系去探究其边缘化的情况:董、教总vs. 教育部,董、教总vs. 政党(马华或民政),董、教总 vs. 华人社会,董、教总 vs. 华团(堂联)。更进一步的说,这种权力关系是依附性的结构,而华教在此依附性结构中是被动的、受牵制的,甚至是被利用的。所以,长期下来,华教是“越来越难动”,或者,它能动的只是一种“反应式的被动”,说穿了,只是“在艰苦的岁月”中做“技术性的处理”。那我们要问:作为华叫“运动”的“本质性”在哪里?没有了思想斗争的战略性思考,那还叫“华教运动”吗?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想指出这种边缘华的状态:
基本上,教总在沈慕羽时代结束后就一逐渐的脱下了意识形态的战袍。新的领导人在一种权力的牵制下一再自我漂白,所以在“中立化”的前提上,这个机构本质上只是上班活动的组织,我们很难看到相关于“华教运动”方面的发言,王超群的形象塑造一种公务员心态,格外的沉默、格外的中立。事实显示,董总与教总是分离的,其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前提下,所以当董总和教总并列时,办活动的性质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因素。表面上看来两者是合作的,董总也似乎是主动的,但实质上,董总反倒是孤立的,形成“内在的边缘”。


董、教总的华教动员总是假定了一个无名无姓的实体叫做“华社”,感觉上,华教之所以动得起来,是因为背后有华社作为基础。我们暂且接受这个假设,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华团是代表华社吗?当华团内部对华教有分歧是,华社又在哪里?再者,如果华人政党也以华社为背景,华人政党与华教机构在争执什么?谁在替谁发言?而谁又有权发言,宣称自己是站在华社的利益上?这与“外在边缘”有关。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二)
严格来说,国内的政党结构是不健康的,各大小不一的政党不是被吸纳就是被收编,政党的党性和党格扭曲成一种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不是依于外部民意的反应。所以,像国阵这部庞大的党务机器就牢牢的操控者其他政党的党务,政党与政党的实质性协商是不存在的,因为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主体的宰制性意识”。这个主体的宰制性意识即是梧桐, 所以任何的协商都在此预设的范围内,它的形式仅仅在一种“主-客”、“上-下”、“中心-边陲”、“大-小”的支配结构中进行,最后,协商成了消极的权力让渡—“你让我一些”,“你的底线到哪里”---的交换性质。甚至,协商还容易流于具有权力作用的宣传性质,甚至还把协商看作是技术上的协调和缓和,与协商内容本质性的问题无关的。


董、教总在此权力结构中被迫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一是不信任任何政党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非得借助政党力量不可,在此两难中,还存在着甘冒被利用之险。因此,董、教总与政党之间就形成了“利用、被利用”的有趣的关系,但是,居于政党在权力条件上所具备的强势身份,加上又因为它伸出国阵成员党中的有限权力,最终华教问题却给微妙的转成一种权力交换的性质,即“华教运动”质变为“华教技术(工作)”,成功的化解技术难题则增加了政党的权力光圈,而且还虚构协商的合理性功能,但在另一方面,董、教总的“运动”的本质反而被窃换或模糊了。


其实,我们看不见董、教总在“主体丧失”的情况下协商会有任何优势,相反的,被“异化了的客体”的董、教总却正好协助或正当化了某种非正当性的立场,这种非正当性的立场被技术问题掩盖起来。而且还制造出一种“创造性的模糊”,以为一切都变得美好了,但留下的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去解释协商的成果?那诠释权将不会落在董、教总这边的,会落在哪一边大家都清楚得很。


有没有“协商的能力?”


如果真的非得依赖协商不可,那我要问,我们究竟有没有“协商的能力”。在一个知识竞争的社会,董总郭全强的“好心”,教总王超群的“沉默”,加上陆庭逾的“意志力”是不能换得什么具体的政策性结果的。一句话,董、教总的智囊团在哪里?是谁在背后去全盘推演协商之种种可能性因素?在这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加上董、教总也刻意漂白华教的“运动”色彩,到底我们拿什么去和部长先生、博士官员协商?如果外来的环境是我们无法张空的,特别是报章、传媒的自“卫”(或读作“慰”)的情况下,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诠释权,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了对华教“本质”的伤害,或协商反倒沦为扭曲华教的共犯呢?


漂白后的华教剩下了“技术”,又没有主动创造社会性的抗争策略,在在显示作为“运动”的华教根本就没有在动,或者所谓的动也是 预先被操控下的“被动”。没有社会抗争的形式去推动华教,其本身就扭曲了华教的“运动”之本质,不透过策略性的政治扮演和社会教育,说华教与人权问题有关谁又会相信呢?这种没有社会性抗争策略的华教运动,也就导致对非官方组织的参与力的冷漠,因此不会、也不懂得去关心土地、原住民、水坝、无住屋者、在野政党之社会运动。真的要华教动起来,可能吗?


总之,在协商的外衣包装下,董、教总恰好变成了某些政党定期瓢取权力的工具(像筹款活动),或制造其英雄形象的工具(如协商成功)。所以,处在“利用反而被利用”的依附关系中,董、教总对华教已造成了本质上的严重性含糊,虽然这部华教机器仍在运作中,那仅仅是就它在技术上完成任务而村留下来。


(三)
董、教总在过去的十五华团中的角色还相当吃重,但随着堂联的坐大和其迈向主导华团的倾向看来,华教运动的课题慢慢地被堂联的文化运动的课题所分化。去年年底,董总与堂联在华团中所谓“不尊重”,肯定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权力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切的问题关键在于,董、教总与堂联在华社中是以强化自己的课题的优越性来获得它们各自在华社的动员能力,因此两者都要以“具体的工作”来博取华社金钱上的支持,再进一步,权力的竞技象征着在谁才是七华团中的主流代言。
堂联与“文化课题”


我们可以发现到,堂联以“文化节”来凸显其动员的资源,而“文化”这个概念在相对上没有像“(母)语言”来得有意识形态包袱。可以这么说,堂联以“文化课题”制造了华社的“新认同”,而且,这个新认同又恰好迎合了主流政党的软性控制策略,所以其亲和力必然比董、教总来得强。依我看来,堂联在华团结构中的动员能力坐大,客观上正好扮演着一个牵制, 甚至是分薄华教的力量。堂联操作着一个不需要漂白、其本身即是中性又含糊的“文化课题”,加入了筹款行列和使华社“另有选择”的情况下,华文报也就自动的放弃以往大幅度集中华教课题的倾向,自自然然的把教育在华社中的主要性舆论地位给降温,甚至替代了。最后,就在华社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舆论和金钱都被堂联所瓜分,去年“饮水思源”的差强人意和堂联筹建和筹募基金上的热烈,以证明了其中的牵制关系。


不知是有意或是巧合,堂联办大型的文化嘉年华会也选择了十二月。大家都知道十二月是华教的“圣月”,过往的报章会把华社的焦点带到教与的问题上去,可是,堂联在这同一时间热闹的动员并大事报道中性而又缺乏政治诉求的文化活动,也就侵占了华教的版位。去年十二月正逢林连玉忌辰十周年纪念和教育法令的讨论,报章一面倒的刊载文化大明星的作秀活动,选择性的报道李泽厚和杜维明的活动,而被邀为林连玉基金会演讲的余英时却被冷冻起来,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堂联在华团和华社的角色上,客观上起了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功能:华教的课题被压缩了,文化的课题则被壮大了。尤其国内知识阶层在严重的“文化饥饿症”的情况下,文化讲座更能吸引他们饥不择食的歌颂和附应,而华教课题就带动不起这种反应,自然也就在舆论上消失,何况,堂连也是理直气壮的“为了华社”啊!这像不像搞“两个中国(华社)、一中(堂联)一台(董、教总)”的翻版吗?


(四)
走笔至此,我想问:
1。 在意识形态终结或退却以后,华教的动员能力在哪里?
2。董、教总要如何与堂联在动员华社的舆论和金钱上作竞争?
3。董、教总的结构仅仅之只能扮演技术官僚的功能吗?还是需要到社会抗争的策略性运动中?
4。 在文化的课题被主流演说收编的情况下,协商的模式会不会也导致语言的课题也被收编呢?

以上的问题希望获得董、教总和堂联的朋友作良性的讨论,欢迎各位读者踊跃批评、指教。

“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 新闻(二)

林连玉未平反纪念馆有何意义 黄业华主张公众集体致函首相
■日期/Aug 24, 2007 ■时间/06:28:55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特约记者陈彩凤
【本刊特约记者陈彩凤撰述】林连玉基金会计划耗资马币五百万元筹建“林连玉纪念馆”,成为昨晚“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中最具争论性的话题;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黄业华质疑,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尚未平反,兴建纪念馆意义何在。

这名年轻主讲人昨晚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及林连玉基金会联办的“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上也促请爱护华文教育的公众集体致函给首相阿都拉巴达威,表达心中对政府褫夺林连玉的公民权深感不满,促请政府平反林连玉。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及林连玉基金会为纪念林连玉伟大精神,昨晚在隆雪华堂讲堂主办“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主讲人有民权委员会委员黄业华、巴生兴华中学教师谢锡福及林连玉基金会董事吴建成,吸引逾70关心华教发展的公众赴会。

主讲人与关心华教发展的与会者纷纷抒发己见,虽然立场各异,但众人皆希望林连玉无私献身华教的精神能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黄业华建议林连玉基金向董教总借用新纪元学院其中一间课室充作纪念馆,以将准备筹建纪念馆的巨额经费用於其他实际用途,才是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

林连玉(1901-1985,左图)是前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创会主席,领导教总8年;在任期间,为马来亚华文教育以至华裔公民权益的实际代言人,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非巫人要效忠马来亚,巫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设国家,领导全国华人争取华教、争取公民权。

1961年,他因反对《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文中学改制,结果被搋夺马来西亚公民权及吊销教师注册证。1985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中华大会堂等15华人社团特设立“林连玉基金”以纪念他对民族、国家的贡献。

林连玉基金鉴于华教族魂林连玉逝世22年迄今,其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略嫌欠缺及不够全面,今年开始全面筹划设立林连玉纪念馆,以集中及完善保存林连玉的文物和资料;除了让国内外人士参观与研究之餘,亦作为推展林连玉精神的主要基地。

林连玉基金预计,三层楼高的纪念馆将在两年内竣工,保守估计工程费用耗资马币五百万元,但目前仅筹获马币20多万元。因此,林连玉基金会希望今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上7时30分在吉隆坡尊孔独中礼堂举办的“2007年华教节晚宴暨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能向热爱华教者筹足不敷善款。

集体致函首相为林连玉平反

黄业华(右图)说:“如果林连玉逝世20多年仍未洗脱罪名,即在1961年被当局以言论行为对马来西亚不忠、故意歪曲和颠倒政府教育机构、有计划性地激动最高元首与联合邦政府的不满、动机含极端种族性质、促成各民族之间的仇视、恶感与骚乱等名义褫夺公民权,我觉得兴建纪念馆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林连玉用最后24年的遗生维护华教,却没有人为他平反呢?在此,我希望今年的华教节不需举办任何公祭,爱护华教者不妨在家致函予首相或国安部,社团则可发起民权运动,一起表达心中对政府褫夺林连玉的公民权深感不满,促请政府为林老师平反。”

他也冀望董教总让林连玉走入民间和各族群,以及出版马来西亚文刊物,揭露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及敦拉萨如何利用林连玉及不守承诺的真相,继而将之推广为历史课本或国家领导人传记读的辅助课本,让它作为反抗主流意识的别史。
沉默的抗议

谢锡福(右图)主讲时则建议,林连玉纪念馆除了收集林连玉文史之外,亦可收录古今中外各民族捍卫语言文化被消灭或被边缘化的史料,并且突显生命主体、民族和谐及共存共荣的价值观。

谢锡福也是一名评论作者,他说:“纪念林连玉不仅仅限于马来西亚人,应将之扩大至全球人类的精神典藏。”

吴建成则以黑风洞抗日英雄纪念碑为例,形容林连玉纪念馆是人们以物展现精神的表征,也是一种精神需要。

吴建成也是吉隆坡尊孔独中校长,他透露,林连玉基金会希望将林连玉纪念馆建于吉隆坡,若能获热心人士让出土地,工程开销可减至马币三百万元。

他坦言,也许有人会说,全国1280多所华小及60所独中已足以体现林连玉精神,但是纪念馆不只限於展示文物,更可藉此作为沉默的抗议。

吴建成(左图)说:“年轻一辈对林连玉缺乏认识,因此纪念馆可充作发扬林连玉精神基地;除了静态文物展列,也设有动态的多元活动空间,让各校组织中小学生参访团,共同领悟林连玉为华教抗争力量,以及要求人人平等的伟大精神。”

资深评论作者李万千在座谈会交流期间表示,多所华小得到热心大老板注资,短期内轻易筹获数百万元兴建堂皇校舍,所以林连玉基金无需为筹集兴建纪念馆的经费过於忧心,因为只要基金会与热爱华教的企业家商洽,要筹集马币三百万元肯定不是难事。

不过,吴建成并不同意李万千的看法,他认为,筹款过程是一种教育工作,倘若放弃筹款过程的教育工作,就无法加深学生和公众对林连玉的认识,那么兴建纪念馆也变得没有意义了。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798

“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 新闻(一)

黄业华狠批董教总思维大倒退 董总常委叹老中青有历史落差
■日期/Aug 24, 2007 ■时间/08:01:54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特约记者陈彩凤


【本刊特约记者陈彩凤撰述】昨晚的“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出现老幼对立的局面,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黄业华狠批董教总领导人思维大倒退,这些华教人士恐怕已成为华文教育运动的负担;与会的董总常委吴建成慨叹老中青有历史落差,身历其境者难免会有情意结,而未曾经历的年轻人可以更理性或抽象地看待事物。

黄业华(右图)说,如何继承、改进、发展和超越林连玉的思维更为重要,以便将民族权益平等和语文权利提升至民权运动的主张和层次。

“董教总可吸纳人才组成智囊团做好研究工作,因为唯有认清现状和所面临的困难,才有动力执行林连玉未完成的工作。”

黄业华表示,令他遗憾的是,如今的董教总犹如一个光说不做的论述团体,经常召开记者会、发文告或举办研讨会;董教总网站刊载的报告虽提供不少数据,可是人们却无从知晓它们是否已成立委员会、应对策略与进展如何。

他认为,相较于林连玉乃至林晃升时代,目前由叶新田领导的团队确实有很大的落差,而王超群时代更甭说是否有组织团队的意愿。叶新田是董总主席,而王超群则是教总主席。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及林连玉基金会昨晚在隆雪华堂联办“纪念林连玉的最好方式”座谈会,主讲人有民权委员会委员黄业华、巴生兴华中学教师谢锡福及林连玉基金会董事吴建成,吸引逾70关心华教发展的公众赴会。

较后时,董总常委及林连玉基金董事吴建成(左图)回应黄业华的论点时强调,董教总非常认真地看待民族教育,并且着重于专业化的教育工作,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在籍学生及各阶层的社会人士,毕竟这股源于社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非日趋弱化的政治力量所及。

他以是否应建林连玉纪念馆为例,说明老中青时代确实有一段历史差距;身历其境者难免会有情意结,而未曾经历的年轻人可以更理性或抽象地看待事物。刘锡通:一大败笔

资深华教工作者、董总常委刘锡通认为,晚辈未身历其境难以理解实况,但是没有用心地了解前辈的艰辛步伐更是一大败笔,苛刻地选择以现在具备的条件衡量以往所没有的条件。

他说,华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如果华人本身都不争取或支持兴建林连玉纪念馆,那么华人的民族历史将遭政府有计划性地消灭,届时我们就没有生存意义可言了。

他承认本身属于相当前卫的老一辈,亦欢迎任何人提出异议,但大前提是他们必须对事件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要用心地去研究和判断,否则,就不要随意泼冷水。

谢锡福:超越民族本位意识

另一方面,另一名主讲人谢锡福希望董教总秉持超越民族本位意识为华族争取权益,并且关注国内外其他少数弱势民族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问题,除了发言也要诉诸行动帮助他们。

他说:“如此一来,友族在逐渐地理解心连心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需求,引起更大的共鸣和认同感,而不再将它视为仅属华族的课题。”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黄进发在交流时段发言时说,当我们致力塑造林连玉的人格象征之余,应先自问世上到底有几个林连玉。

他分析,这是因为实践上的林连玉是保障和站在最前线抵挡巫统的侵犯者,属于防卫型的林连玉;但是,开创型的林连玉可能没有机会发挥,自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一份子,继而完全泯灭马来亚界线,选择以国民的身份争取华教权益。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801

Wednesday, August 22, 2007

Press Statement : Penguasaan bahasa sbg syarat ialah keperluan pasaran & bukannya polisi perkauman

Jawatankuasa Hak Sivil, Dewan Perhimpunan Cina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CRC-KLSCAH) menegaskan bahawa sekiranya sektor swasta menyenaraikan kemahiran bahasa Cina sebagai syarat pengambilan kerja, ini adalah berasaskan keperluan pasaran dan tidak harus dilihat sebagai dasar perkauman pada syarikat tersebut YAB Perdana Mentei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menyatakan ketidakpuasan beliau tentang fenomena ini tempoh hari lalu.

CRC berpandangan bahawa syarikat swasta berkebebasan dan berhak untuk mengambil pekerja yang sesuai dengan keperluan syarikat. Dari segi ini, sesetengah syarikat menggariskan kemahiran bahasa Inggeris atau bahasa Malaysia sebagai syarat, manakala syarikat lain turut mengkehendaki kemahiran dalam bahasa Mandarin. Sekiranya kerajaan mencampurtangan dalam pengambilan pekerja syarikat swasta, akan menafikan professionalisme dan kebolehan yang diperlukan dalam pekerjaan.

Munculnya kontroversi ini sebenarnya menggambarkan prejudis Kerajaan terhadap persoalan bahasa sepanjang masa ini, iaitu sentiasa mengaitkan bahasa dengan kaum, serta melihat sesuatu bahasa itu harta milik eksklusif sesuatu kaum. Sebenarnya, bahasa tidak mempunyai sifat kaum dan semua golongan boleh mempelajari mana-mana bahasa.

Oleh itu, mana-mana kaum pun boleh belajar bahasa Mandarin dan melihatnya sebagai salah satu kebolehan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pasaran. Kerajaan tidak harus berfikir secara sempit bahawa menganggap bukan kaum Cina mesti tidak dapat mencapai syarat penguasaan bahasa Mandarin. Dalam zaman Globalisasi sekarang, persaingan dalam pasaran begitu hebat, ahli professional yang mempunyai kebolehan lebih akan mempunyai daya persaingan yang lebih tinggi. Oleh itu, kerajaan harus bersikap hati terbuka dalam isu bahasa dengan memupuk rakyat supaya belajar lebih banyak bahasa untuk meningkatkan daya persaingan.

Syarat kemahiran bahasa Cina misalnya sebenarnya akan menguntungkan anak-anak Melayu dan kaum-kaum lain yang belajar di sekolah-sekolah Cina - lebih kurang 10% daripada lepasan sekolah-sekolah Cina - dan juga di kampus-kampus Universiti Mara. Mereka akan lebih berdayasaing daripada anak-anak Cina yang tidak fasih berbahasa Cina.

CRC juga menegaskan bahawa penguasaan bahasa sebagai syarat pengambilan kerja tidak sama dengan syarat yang berdasarkan kaum.CRC menyokong kuat sekiranya Kerajaan ingin menghapuskan sikap perkauman dengan mengharamkan pengambilan pekerja yang semata-mata berdasarkan kaum, tidak kira kaum Cina, India atau Bumiputera.

http://www.scah.org.my/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54

文告:语言条件服膺市场需要,而非种族政策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今日回应首相阿都拉不满私人企业列谙华语为雇佣条件的言论,认为企业界若列谙华语为雇佣条件,乃出自市场需要,而不应该看成是一种种族政策。

民权委员会认为,私人企业有自由与权利按照自己的雇佣需要以及市场所需的能力与专业聘请员工。部分企业列谙华语为雇佣条件无异于一些企业把谙英语或马来文列为雇佣条件,都是根据自身雇佣需求所致。如果政府强行干预私人企业自身的雇用需求,等于无视职场所需的工作能力与专业。

上述事件反映了执政者对语言问题长期存有不合理的思维与偏见,就是习惯性地将某语言跟族群扣联在一起,把特定语言看作是某个族群的专有物。其实,语言本身并没有族群的属性,是开放给所有人学习的。

换言之,任何族群只要愿意学习,都可以掌握华语,并把这当作一项能力,以服务雇佣市场的需要。执政者不应以狭隘的思维,自我设限地认定非华裔族群就不能符合谙华语的雇佣条件。正值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激烈,就业人士如果拥有更多能力就增添一份竞争力。因此,政府应该以开放思维看待语言问题,鼓励国民学习更多语言,以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民权委员会最后指出,列通晓某种语文为雇佣条件与列种族为雇佣条件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后者才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政策。


民权委员会主席
谢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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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18, 2007

禁锢强奸却获轻判 志愿警卫队犯众怒

禁锢强奸却获轻判 志愿警卫队犯众怒
■日期/Aug 17, 2007 ■时间/08:08:12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本刊曾薛霏

【本刊曾薛霏撰述】志愿警卫队(RELA)在1972年成立时,主要任务是协助舒缓交通和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但是政府在2005年修订《紧急条例》后,授予这个志愿单位执法权;政府目前还提呈《志愿警卫队法案》,扩大志愿警卫队的权限,令普罗大众担忧不已。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昨晚主办“是否要加强志愿警卫队权力”公众听证会,与会者听了志愿警卫队的诸多滥权事迹如过度使用暴力、强行入屋等及强奸后,纷纷对志愿警卫队说“不”。

印尼外劳关怀中心(Migrant Care)驻马来西亚专员王卿荣在听证会上揭露一名印尼女子惨遭志愿警卫队员强奸的案件。警卫队员将印尼女子雅妮(Yani)带到一间空屋禁锢了一个月,捆绑她的手脚,用布块塞住她的嘴,并长期强奸她;而这名受害者如今还怀孕六个月。加影志愿警卫队队长极力掩盖此事,而警方则要求印尼大使馆尽快把雅妮送回国。

王卿荣透露,雅妮印象中记得,强奸她的志愿警卫队员叫沙林伊萨(Shareen Isa);王卿荣质疑是否因为犯事者穿着志愿警卫队制服,因而获轻判四个月监禁。

雅妮起初在柔佛工作,后因雇主拖欠两年薪水而逃走,经一名陌生妇女介绍而认识沙林。沙林当晚就把雅妮带到一间空屋禁锢了一个月,并绑起她的手脚强奸她。她无法上厕所,所以被禁锢期间必须忍着大小便,造成肚子不断膨胀。

随后,另一名志愿警卫队员协助她逃走,她便去加影警察局报案。雅妮虽然怀孕了,但由于没有身份证件,她被送到雪兰莪州士毛月扣留营。印尼大使馆已把她接到大使馆的庇护中心暂住。
凌晨叫门遭挡架
王卿荣说:“为什么作为保卫公共安全的单位,志愿警卫队却没有严格纪律?我们真的需要40万个志愿警卫队员吗?错误管理这支队伍将威胁这个社会。”
从事旅游业的珍莱(Jane Rai,左图)也曾在凌晨时分遇上志愿警卫队叫门说要入屋搜查外劳,但因没有搜查令而遭她挡架。去年10月5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志愿警卫队员的敲门声吵醒她,由于从来没人在这种时间大力敲她的门,令她非常惶恐。

她应门时发现门外站着几个志愿警卫队员,并与他们周旋了一阵子。她开门后,志愿警卫队员发现似乎找错屋子,加上珍莱严厉指责及报警后,便赶紧离开。

珍莱说:“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警卫队非常没有礼貌、狂躁,没做好情报工作就随意敲门干扰他人,也不愿意听你说话。”

“一些警察私底下告诉我,志愿警卫队的逮捕行动根本没有通知警察;按照规定,志愿警卫队必须通知警方,但志愿警卫队又说他们不必这么做。”

检举外劳也得保障人权

人权委员会委员西华(Siva Subramaniam,右图)认为,我国虽然得阻止非法外劳涌入,但也要限制志愿警卫队的权力。他说:“志愿警卫队的防卫心越来越强,只要你建议他们向队员教授人权知识,他们的反弹很大。他们不关心人权,你向他们传达人权概念,他们都不了解。人权委员会曾受邀观察一场逮捕行动,可能是因为人权委员会在场,所以逮捕行动做得很好,没有用暴力。”

“我觉得非政府组织需扮演更大的角色,如果发生任何事,应该通知人权委员会。好像雅妮的事情,应适当处罚肇事者。”

西华强调,虽然我国得检举非法外劳,但也要保障他们的人权;政府应周详规划如何安置被捕的非法外劳,也得让志愿警卫队知道难民、外劳和非法外劳的差别。

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董事艾琳(Irene Fernandez)说,政治人物常把高犯罪率归咎于外劳,以致这些没有发声管道的外劳极易成为代罪羔羊,但事实上本国人民的犯罪率较外国人高。

艾琳认为,改革警队才能遏制罪案飙升,不是加强志愿警卫队的执法权;我国警队有40%警察在做情报工作,却只为政客服务,如果动员这些警察打击罪案,肯定能有更大成效,无需动员志愿警卫队。

她说:“马来西亚人可决定是否让志愿警卫队继续存在,每个马来西亚人民都有政治力量去改变现状。”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756

缅难民申诉遭警察转卖人口贩子

申诉遭警察转卖人口贩子
缅难民缴1600元方可折返

日期/Aug 17, 2007 ■时间/05:09:16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本刊曾薛霏

【本刊曾薛霏撰述】雪兰莪州巴生教会外劳关怀组织(Migrant Ministry Klang负责人黄仲守昨晚在“是否要加强志愿警卫队权力”公众听证会上揭露,我国警方将在本地逮捕的缅甸难民卖给人口贩子,而这些难民则得缴付马币1600元给人口贩子后,才能折返我国。

黄仲守(右图)在听证会上读出一名缅甸难民与教会职员的访谈,叙述了他在边界被贩卖的亲身经历。由于无法确保这名难民的安全,所以黄仲守没有带他出席昨晚的听证会。

这名35岁的缅甸难民是缅甸回教徒,为躲避该国军人政府的迫害而逃到马来西亚。虽然驻我国的联合国难民署这类缅甸难民施予援手,但由于警方志愿警卫队总把他们当非法外劳对待,因此他们经常遭警察或志愿警卫队员逮捕。一些缅甸罗兴雅族(Rohingya)和钦族(Chin)难民甚至在逮捕行动中遭志愿警卫队员拳脚以待。

这名难民在今年3月8日遭志愿警卫队和警察逮捕后,在扣留营度过26天。4月1日,我国政府将他和一群缅甸难民遣返回国,但是当他们抵达缅泰边界时,警察却把他们交给一群代理。这群代理告诉他们,若他们要折返马来西亚,就得缴付马币1600元;要回缅甸则需缴付马币1800元。

这场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主办的听证会,现场收集指证志愿警卫队的证词,再由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董事艾琳(Irene Fernandez)及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委员西华(Siva Subramaniam)主讲及分析。昨晚的讲座由学运秘书处李发成主持,将近80人出席;出席者都认同切莫加强志愿警卫队的权力,并要政府马上解散志愿警卫队,国会议员也不得接受志愿警卫队上校(colonel)职位。

民权委员会曾致函邀请志愿警卫队代表出席昨晚的听证会,但对方以时间不理想为由婉拒,但要民权委员会与他们会面,告知他们举办这场听证会的目的。

人口贩子说以昂贵价格买下难民

这名难民表示,他们不敢回去面对缅甸政府,庆幸他的朋友凑足马币1600元,否则他无法折返马来西亚。难民的朋友曾请求人口贩子减价,但对方不肯,还表示他们以昂贵价钱买下这些难民。

这名难民说:“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绝对不相信政府的警察会把人卖给人口贩子。”

这名难民也揭露,他们抵达马泰边界时,警察开始致电给人口贩子,对方马上包围他们,其中一个人口贩子坐上警车与警察交谈。

他忆述道:“抵达边境时,我们被一群付钱给警察的人包围。他们带我们到泰国森林的深处,看守我们,不让我们逃走,也不给我们吃东西。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令他们不高兴的事情,就会换来一顿毒打。他们强迫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在马来西亚认识的人,让这些人付钱赎我们。如果我们交不出这笔钱,他们就把我们卖给渔民当奴隶,到渔船工作。如果我们不付这笔钱,他们也恐吓要杀掉我们。我的一些朋友也在我的面前遭毒打。”

“幸好我的朋友帮我付了这笔钱,第二天他们把我们送回马来西亚。回程很辛苦,我们全被关在一辆很小的车里;他们让我们挤在一块,以便挤入更多人。我在4月2日回到马来西亚。”

由于担心志愿警卫队和警察随时会去逮捕他们,这名难民夜夜难眠。

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董事艾琳(左图)演讲时透露,其组织曾监督马泰边界以了解人口贩卖过程,发现两国边界之间有一块宽五平方公里的无人森林,里面藏着许多人口贩子。这些人口贩子认识两国的移民厅官员和警察,能好像“好朋友”般在两国边境来去自如。

她说:“如果我们要遏止人口贩卖,别逮捕受害者,而是逮捕人口贩子。你不需要那么多执法者,政府必须改革整个(国内事务)部门。她认为,加强志愿警卫队并不是解决外劳问题的答案,政府应该要将移民厅专业化。

她说:“如果我们允许200万到300万个外劳来我国,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移民厅管理他们;我们必须注入资金,如有需要,必须提升移民厅的专业水平。大部分移民厅官员只负责收钱,没有真正管制边界。”

警卫队员对难民拳脚以待

有两名出席者读出一些罗兴雅族和钦族难民的经历。

7月30日凌晨四时,志愿警卫队前往钦族难民林梢(音译,Ling Saw)的住所叫门;他们不敢开门,但五分钟后志愿警卫队员破门而入,并要他们聚集在客厅,其中一名志愿警卫队员喝令他们列队,然后每人给以一拳,以惩罚他们不开门。

在要被警卫队员带走时,林梢告知对方妻儿生病,结果一名志愿警卫队员打了他一拳后,把他推到房里,让他们逃走,但其他11名难民则被警卫队员以罗厘载走。据他所知,当天有80名钦族难民被带往靠近士毛月的扣留营。

8月4日时凌晨3时30分,志愿警卫队也配合移民厅的逮捕行动,逮捕了100名罗兴雅族难民。第二天晚上八时,马来西亚缅甸罗兴雅族人权组织(Myanmar Ethnis Rohingya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Malaysia)接到通知,另有七名罗兴雅族难民被捕。

8月5日凌晨3时30分,该组织又接到另一项通知,有50名包括男女、孕妇、小孩的罗兴雅族难民被捕,包括该组织总秘书哈比布(Habibur Rahman)及资讯秘书哈伦(Harun)。

每抓一人可得80元

哈比布通知主席扎法(Zafar Ahmad),他遭两名志愿警卫队员打伤脸和腰部。当扎法在凌晨5时50分抵达蕉赖路10英的志愿警卫队办公室了解详情时,志愿警卫队官员告诉扎法,部长指示他们逮捕所有难民;另一名官员则告诉他,联合国难民署在我国已届满,没有权力。

他们等待至早上九时,却遭驱赶;一名志愿警卫队顾问要扎法别等蕉赖志愿警卫队主任穆萨(Tuan Haji Musa),也叫扎法到移民厅和扣留营解决此事。当他回答他会这么做时,对方忽然大怒,呼喝他们离开,对方也指示下属驱赶扎法;其中一个队员用手掐扎法的脖子,驱赶他。扎法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而离去。

扎法表示:“这显示我们难民没有说话和争取本身权益的权利,也显示志愿警卫队的傲慢。我们很难过,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可以关注苏丹达尔福尔难民,却不能关注我们这些身在马来西亚土地上的难民。”

艾琳也揭露,志愿警卫队每逮捕一个外劳或难民可得马币80元酬劳,因此,志愿警卫队都会去难民聚居处,一次过逮捕200人牟利。

她说:“今天的供证让我们看到志愿警卫队员强闯私人住宅、强奸、打人,他们并没有减低罪案,反而是增加罪案。我们不应该支持志愿警卫队法案,因为这会让他们成为合法的执法单位。政府提呈这项法案之前,根本没有咨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我们也不知道法案的内容。”

“我们不应授予志愿警卫队更多权力,否则会在我国制造新的民兵;你不会要我们的国家有民兵,我们要解散志愿警卫队,保障我们的自由。”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4752

Suhakam: Check Rela's powers

Suhakam: Check Rela's powers
Bede Hong Aug
17, 07 3:16pm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uhakam) does not support an increase in enforcement powers for the volunteer security corp Rela, saying it would result in indiscriminate arrests against refugees in the country.

Suhakam commissioner N Siva Subramaniam also said Rela’s raids have created ill-repute for its members, whom he described as insensitive to human and civil rights.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to get the message across to them on what the public thinks of them and what our Asean neighbours think of them,” he told a forum organised by the Kuala Lumpur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last night.

“They have become defensive at times, even when you tell them to train their people and to educate them on human rights,” he added.

The volunteer corp has over 480,000 members in the country. Serving as an auxiliary enforcement unit, Rela also carries out operations to round up illegal immigrants. Human rights watchgroups, including Suhakam, have criticised Rela for indiscriminate arrests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during its operations.

A Private Member’s Bill is expected to be tabled in the next Parliament sitt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a Rela department under the Home Ministry. The bill will also broaden the enforcement capability of Rela to assist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riginal purpose Siva said Rela’s responsibilities have been expanded beyond its original purpose and said there is lack of training for its officers. “

Their job was to take care of weddings and to take care of guests and the parking of cars. Their treatment of refugees is terrible ... It shows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alaysians when you (see them) hit them (the refugees),” he said.

Malaysia has not ratifie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refugees, thus recognising all refugees as illegal aliens. Suhakam estimates that there are 1.9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and refugees in the country.

Meanwhile, migrant workers rights group Tenaganita director Irene Fernandez said the government must reform the police and Immigration Department.

“Because they (migrant workers) are weak, the government has used them as scapegoats to explain the rise in crime,” she said.

She also claimed there is rampant corruption along the borders of Thailand and Malaysia, where human traffickers work in cohorts with immigration officers to bring in thousands of workers every week.

About 40 people attended the forum. Despite being invited, no representative from Rela turned up.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1304

公民社会要解散自愿警卫队

践踏人权侵犯民宅罄竹难书
公民社会要解散自愿警卫

郭史光庆
07年8月17日 下午3:38

尽管政府以自愿警卫队(RELA)有助检举外劳和维持治安为由,要立法赋予该队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但是公民社会却认为 ,警卫队压迫外劳的恶行罄竹难书,扩大其权力不仅无法降低犯罪率,反而加剧暴力与罪案,让社会陷入动荡不安。

他们强调,改革、专业化与强化目前腐败、效率低的执法单位如警队与移民局,才是解决大马治安与外劳问题的根本手段。

自愿警卫队是属于国内事务部的一个单位,其角色包括社会发展、社会安全以及防范罪行。2005年始,国内事务部为了取缔非法外劳,修改条例赋予志愿警卫队巨大权力,例如配带枪械、逮捕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人、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入屋搜查等。

不久前,国内事务部宣布将起草法案,规划志愿警卫队为独立部门,使政府能直接配置资源及取缔行动更为有效,该草案将于今年内提呈国会辩论通过。从过去取缔非法外劳的经验显示,志愿警卫队被指滥用暴力、骚扰居民、侵犯人权的事件层出不穷,引起本地人权组织的不满和批评。
变相成为目无法纪的“民兵”

非政府组织“妇女力量”(Tenaganita)主任艾琳(Irene Fernandez,右图)指出,在1972年成立的自愿警卫队,已经从一个维持交通秩序的自愿团体,变成有权闯入私人产业以逮捕外劳的执法队伍,近来甚至成为地方政府和发展商拆毁木屋区房子的工具。

“他们到处去撬开别人的家门,今天是珍妮的家门,明天是我的家门,接下来就是你的家门,警察需要搜查令,但是他们却不需要。” 她警告,自愿警卫队对外劳施暴、擅自闯入民宅的案件日益增加,若公众允许政府进一步扩大自愿警卫队的权力,最后将制造出一支目无法纪的“民兵”(militia)。

“如果我们给予更大的权力,那么我们就是在制造一支新的民兵,我肯定你不希望这个国家出现民兵,因为那将带来动乱。” “如果我们支持扩大自愿警卫队的权力,其实就是在增加暴力和犯罪行为。” 外劳成为犯罪率激升代罪羔羊 艾琳昨晚在隆雪华堂的“您赞成给RELA更大权力吗?”听证会上,尝试打破一般公众认为外劳是罪案主因的偏见。

她指出,政府与媒体为了合理化自愿警卫队的存在,将日益攀高的罪案归咎予外劳,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偏见,认为我国的罪案都是由外劳所干。

但是,她引述警察的数据指出,直到今年6月为止,雪州共发生2万3千宗罪案,比去年增加10%,但是本地人与外国人的犯罪率分别是:每1千名马来西亚人当中,犯罪率是5.8%,外国人则是3.8%,本地人的犯罪率明显比外国人来得高。

“但是外劳没有权利,活在恐惧里头,无法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因此政府把他们当成代罪羔羊,怪罪他们。” 昨晚的听证会由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办,吸引了大约50名出席者,包括一些来自难民组织的代表与外劳。主办单位邀请了艾琳和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西华(N Siva Subramaniam)回应出席者的意见。 警卫队向外劳施暴劣迹斑斑 许多出席者分享他们与自愿警卫队交涉的经验,一些难民组织代表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也提呈他们的报告,谴责自愿警卫队虐待与压迫外劳和难民。

这些报告揭露自愿警卫队惊人的暴行,包括逮捕与殴打前来马来西亚寻求政治庇护的缅甸难民、擅自撬开民宅家门欲强行进入搜查外劳。其中一名出席者更揭露,一名自愿警卫队逮捕一名印尼女佣后,捆绑她的手脚软禁长达一个月,期间禁止她如厕,而且还多次强暴该名女佣。 目前自愿警卫队拥有48万名成员,虽然它检举外劳的方式屡屡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但是内阁已批准,在下季国会提呈新法案,让隶属内务部的自愿警卫队成为一个法定部门,拥有更高的自主性。 改革与专业化执法才是出路 艾琳认为,赋予自愿警卫队更大的权力,并不是解决罪案的方式,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需要改革与专业化执法队伍,包括警队和移民局,让他们更有效地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如果移民局人手不够,政府就应拨款提供训练和增加人手,不是增加自愿警卫队的权力。移民厅和警方不应该只是逮捕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应该逮捕的是那些人口贩,那是问题的源头,解决了你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执法者。” 她也透露,根据该组织在马泰边境的监督与观察,发现人口贩与当地的警察和移民局官员勾结,是外国人不断被贩卖到大马的主因之一。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这些部门,让他们有更高的公信力和透明度,自愿警卫队不是问题的答案。” 人权委员同意警卫队权力已足 西华(右图)也同意艾琳的看法,认为自愿警卫队不需要更多的权力,“他们已经拥有完全的权力,再也不须给于他们权力,相反的他们滥权的问题必须得到处理”。

他承认,若要解决此问题,还必须依赖政府和官员的意愿。 针对一些出席者建议向国会议员施压,要求他们反对国会通过自愿警卫队的新法案一事,艾琳认为,一旦法案获得内阁批准,国会就会跟着通过,因为90%的国会议席由执政党所控制。

西华则暗示人民能够在大选里发挥其政治力量,“如果你真的认为情况那么糟糕,那么大选是其中一项选择”。 昨晚的听证会也通过两项议案,分别是反对扩大自愿警卫队的权力,以及完全废除这个自愿组织。 主办单位曾邀请自愿警卫队的总监出席听证会,但是后者却以时间无法配合为由而拒绝。 对此,艾琳批评说,“他们竟然没有胆量来和我们面对面交谈,显示这个组织根本没有意愿要透明化或对大众有所交代”。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