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豹：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
曾庆豹

（本文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
（民权委员会按：本电子档稿件乃多年前键入，现未能寻得原稿校对，请勿据此引用）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独中文凭不受到政府承认也无所谓，反正在外国的一些相关大学都承认了，又何必在乎国内承不承认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心理反应，是董、教总长期宣导的结果，因为华教斗争的正当性是取得了外国承认的辉煌成果，恰好，这种成果在过分吹嘘和歌颂的情况下却促成了“反效果”，即本国政府不承认独中文凭变得“合理”了。

这个讯息如果放在今天国内的华教气氛上来看，董、教总的努力仍然是零，在争取国内获得相对应有的对待方面仍然是交白卷的。如果还制造出了把政府不承认独中文凭也是合理的“反效果”，就“本质上”讲，董、教总反而有帮倒忙的嫌疑。

（一）
去年大选期间，董总给华教作了一次漂白的作用，宣称一种带有明显政治立场的所谓“中立”。接着12月争取关于《新教育法令》，又想摇身把“中立”的姿态放下，积极争取应有的权利。这种情况充分显示董、教总这部机器的领导层不存在着严格的思想理念，在应变能力上更暴露出其摇摆不定的疲态。

《新教育法令》的通过已是事实，董、教总时候补交作业，搞了所谓的“华教工作研讨会”，看来，那只能算作是“补救大会”加上“心理辅导大会”，把“华教运动”质变作“华教工作”，即本质上的意识形态被挖空了，剩下的就是因应的技术性反应。所以，华教运动的两个工作单位是越来越像一步官僚科层的体系，操作它的都是种种技术专家，与“与运动”本身无关。
“双重的边缘化”

我想在此指出一个事实：华教是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况中，过去是在国家主流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化”，而今是在华社主流言说（major discourse）的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换言之，即“双重边缘化”。

我们可以从几种权力关系去探究其边缘化的情况：董、教总vs. 教育部，董、教总vs. 政党（马华或民政），董、教总 vs. 华人社会，董、教总 vs. 华团（堂联）。更进一步的说，这种权力关系是依附性的结构，而华教在此依附性结构中是被动的、受牵制的，甚至是被利用的。所以，长期下来，华教是“越来越难动”，或者，它能动的只是一种“反应式的被动”，说穿了，只是“在艰苦的岁月”中做“技术性的处理”。那我们要问：作为华叫“运动”的“本质性”在哪里？没有了思想斗争的战略性思考，那还叫“华教运动”吗？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想指出这种边缘华的状态：
基本上，教总在沈慕羽时代结束后就一逐渐的脱下了意识形态的战袍。新的领导人在一种权力的牵制下一再自我漂白，所以在“中立化”的前提上，这个机构本质上只是上班活动的组织，我们很难看到相关于“华教运动”方面的发言，王超群的形象塑造一种公务员心态，格外的沉默、格外的中立。事实显示，董总与教总是分离的，其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前提下，所以当董总和教总并列时，办活动的性质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因素。表面上看来两者是合作的，董总也似乎是主动的，但实质上，董总反倒是孤立的，形成“内在的边缘”。

董、教总的华教动员总是假定了一个无名无姓的实体叫做“华社”，感觉上，华教之所以动得起来，是因为背后有华社作为基础。我们暂且接受这个假设，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华团是代表华社吗？当华团内部对华教有分歧是，华社又在哪里？再者，如果华人政党也以华社为背景，华人政党与华教机构在争执什么？谁在替谁发言？而谁又有权发言，宣称自己是站在华社的利益上？这与“外在边缘”有关。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二）
严格来说，国内的政党结构是不健康的，各大小不一的政党不是被吸纳就是被收编，政党的党性和党格扭曲成一种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不是依于外部民意的反应。所以，像国阵这部庞大的党务机器就牢牢的操控者其他政党的党务，政党与政党的实质性协商是不存在的，因为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主体的宰制性意识”。这个主体的宰制性意识即是梧桐， 所以任何的协商都在此预设的范围内，它的形式仅仅在一种“主-客”、“上-下”、“中心-边陲”、“大-小”的支配结构中进行，最后，协商成了消极的权力让渡—“你让我一些”，“你的底线到哪里”---的交换性质。甚至，协商还容易流于具有权力作用的宣传性质，甚至还把协商看作是技术上的协调和缓和，与协商内容本质性的问题无关的。

董、教总在此权力结构中被迫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一是不信任任何政党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非得借助政党力量不可，在此两难中，还存在着甘冒被利用之险。因此，董、教总与政党之间就形成了“利用、被利用”的有趣的关系，但是，居于政党在权力条件上所具备的强势身份，加上又因为它伸出国阵成员党中的有限权力，最终华教问题却给微妙的转成一种权力交换的性质，即“华教运动”质变为“华教技术（工作）”，成功的化解技术难题则增加了政党的权力光圈，而且还虚构协商的合理性功能，但在另一方面，董、教总的“运动”的本质反而被窃换或模糊了。

其实，我们看不见董、教总在“主体丧失”的情况下协商会有任何优势，相反的，被“异化了的客体”的董、教总却正好协助或正当化了某种非正当性的立场，这种非正当性的立场被技术问题掩盖起来。而且还制造出一种“创造性的模糊”，以为一切都变得美好了，但留下的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去解释协商的成果？那诠释权将不会落在董、教总这边的，会落在哪一边大家都清楚得很。

有没有“协商的能力？”

如果真的非得依赖协商不可，那我要问，我们究竟有没有“协商的能力”。在一个知识竞争的社会，董总郭全强的“好心”，教总王超群的“沉默”，加上陆庭逾的“意志力”是不能换得什么具体的政策性结果的。一句话，董、教总的智囊团在哪里？是谁在背后去全盘推演协商之种种可能性因素？在这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加上董、教总也刻意漂白华教的“运动”色彩，到底我们拿什么去和部长先生、博士官员协商？如果外来的环境是我们无法张空的，特别是报章、传媒的自“卫”（或读作“慰”）的情况下，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诠释权，会不会因此而造成了对华教“本质”的伤害，或协商反倒沦为扭曲华教的共犯呢？

漂白后的华教剩下了“技术”，又没有主动创造社会性的抗争策略，在在显示作为“运动”的华教根本就没有在动，或者所谓的动也是 预先被操控下的“被动”。没有社会抗争的形式去推动华教，其本身就扭曲了华教的“运动”之本质，不透过策略性的政治扮演和社会教育，说华教与人权问题有关谁又会相信呢？这种没有社会性抗争策略的华教运动，也就导致对非官方组织的参与力的冷漠，因此不会、也不懂得去关心土地、原住民、水坝、无住屋者、在野政党之社会运动。真的要华教动起来，可能吗？

总之，在协商的外衣包装下，董、教总恰好变成了某些政党定期瓢取权力的工具（像筹款活动），或制造其英雄形象的工具（如协商成功）。所以，处在“利用反而被利用”的依附关系中，董、教总对华教已造成了本质上的严重性含糊，虽然这部华教机器仍在运作中，那仅仅是就它在技术上完成任务而村留下来。

（三）
董、教总在过去的十五华团中的角色还相当吃重，但随着堂联的坐大和其迈向主导华团的倾向看来，华教运动的课题慢慢地被堂联的文化运动的课题所分化。去年年底，董总与堂联在华团中所谓“不尊重”，肯定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权力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切的问题关键在于，董、教总与堂联在华社中是以强化自己的课题的优越性来获得它们各自在华社的动员能力，因此两者都要以“具体的工作”来博取华社金钱上的支持，再进一步，权力的竞技象征着在谁才是七华团中的主流代言。
堂联与“文化课题”

我们可以发现到，堂联以“文化节”来凸显其动员的资源，而“文化”这个概念在相对上没有像“（母）语言”来得有意识形态包袱。可以这么说，堂联以“文化课题”制造了华社的“新认同”，而且，这个新认同又恰好迎合了主流政党的软性控制策略，所以其亲和力必然比董、教总来得强。依我看来，堂联在华团结构中的动员能力坐大，客观上正好扮演着一个牵制， 甚至是分薄华教的力量。堂联操作着一个不需要漂白、其本身即是中性又含糊的“文化课题”，加入了筹款行列和使华社“另有选择”的情况下，华文报也就自动的放弃以往大幅度集中华教课题的倾向，自自然然的把教育在华社中的主要性舆论地位给降温，甚至替代了。最后，就在华社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舆论和金钱都被堂联所瓜分，去年“饮水思源”的差强人意和堂联筹建和筹募基金上的热烈，以证明了其中的牵制关系。

不知是有意或是巧合，堂联办大型的文化嘉年华会也选择了十二月。大家都知道十二月是华教的“圣月”，过往的报章会把华社的焦点带到教与的问题上去，可是，堂联在这同一时间热闹的动员并大事报道中性而又缺乏政治诉求的文化活动，也就侵占了华教的版位。去年十二月正逢林连玉忌辰十周年纪念和教育法令的讨论，报章一面倒的刊载文化大明星的作秀活动，选择性的报道李泽厚和杜维明的活动，而被邀为林连玉基金会演讲的余英时却被冷冻起来，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堂联在华团和华社的角色上，客观上起了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功能：华教的课题被压缩了，文化的课题则被壮大了。尤其国内知识阶层在严重的“文化饥饿症”的情况下，文化讲座更能吸引他们饥不择食的歌颂和附应，而华教课题就带动不起这种反应，自然也就在舆论上消失，何况，堂连也是理直气壮的“为了华社”啊！这像不像搞“两个中国（华社）、一中（堂联）一台（董、教总）”的翻版吗？

（四）
走笔至此，我想问：
1。 在意识形态终结或退却以后，华教的动员能力在哪里？
2。董、教总要如何与堂联在动员华社的舆论和金钱上作竞争？
3。董、教总的结构仅仅之只能扮演技术官僚的功能吗？还是需要到社会抗争的策略性运动中？
4。 在文化的课题被主流演说收编的情况下，协商的模式会不会也导致语言的课题也被收编呢？

以上的问题希望获得董、教总和堂联的朋友作良性的讨论，欢迎各位读者踊跃批评、指教。